王献之简介（魏晋南北朝——王献之！）

王献之简介（魏晋南北朝——王献之）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３４４－３８６），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谙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３４４－３８６），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从幼年起，王羲之便向献之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些。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地黄汤帖》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c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c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书法由“古质”审美范式转向“今妍”的重要里程碑。王羲之对当时的楷书和草书下过很大的功夫，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在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王献之不满意于魏晋书法用笔过于滞重，结体古拙厚朴的形态，独辟蹊径，精研书势，以坚实的传统技法和戛戛独造的守正创新姿态，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转型为自然洒脱、典雅流便的大草书风，推进了中国书法文化的自觉时代到来。

王献之《集会帖》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王献之的书法发自内心，故“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因此至今留卜他在羊欣白新绢裙上写字、在好事少年精白纱衫上挥洒等“书练裙”和“裂纱械衣”的传说。王献之而对门然，像其父一样高洁的胸襟、玄学的意味去体会自然。王羲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王献之也说：“从山刚道上行，山川白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艺术素养方面，王献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温尝清他画扇而，献之一时失手，误落了一点墨，索性顺势画成“乌驳牸牛”图，尤为妙绝，义在扇面上写《驳牛赋》，可谓机敏过人。王献之最初娶郗昙之女、他的表姐为妻。后来献之被逼离婚，作新安公主的驸马，终身引以为憾。献之无子，只有一女，后立为安僖皇后，其女亦善书。他一生中所尝到的许多人生滋味，化成了或明或暗的色彩，也涂抹在他书艺光谱中了。今人侯镜昶说过：《洛神赋》屡经传摹，但至今仍存其神采=将它和《兰亭序》比较，两者书风相去甚远。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用笔挺秀直书，显然他改革了其父圆转善曲的书风，吸取西汉古隶的笔意。让隶方整多用直笔，献之正是以直笔人真书，才使得真书而貌又有新意。另外，《洛神赋》的笔法的渊源还可探测，如果把它和《淳化阁帖》中的郗鉴《灾祸帖》相比较，两若神似；由此可见，献之改革父书也得力于岳家笔法。这为研究书艺发展留下一份，可贵资料。“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王献之《奉对帖》

王献之在继承父辈书风之上又能创新。他在十四、五岁时，就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他已经感到时风尚务简求变求美，必须将民间书法的“伪略”与章草的纵放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姿媚婉转，畅达宏阔的新体。在父亲书法的巨大影子中，王献之勇敢地走出来，自创神骏妍美的“大令体”，即处于楷草之间的行草和大草。

王献之性情较其父更为疏旷不羁，书法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行笔更快捷，情感在线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开启了把气势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风格。

献之的“一笔书”还在张芝“一笔书”之上更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转为行草气势不凡，一泻千里，毫无蕴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满张力的痛快淋漓的运笔和刚健有力的情绪宣泄，具有与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献之《不谓帖》

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晋书•王羲之传》）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轻自负，对自己与父亲书法之不同，颇有己见，于自负中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信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成规，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仔细比较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明代丰坊《书诀》中说：“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献之通过学习父亲《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前人评论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

王献之《廿九日帖》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侧、纵敛、高低、长短的体势、增加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风格。

王献之《鸭头丸帖》

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为传世真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献之所创“稿行之草”的美学观，在两次蘸墨的自然书写中，墨色由浓润而枯淡，节奏起伏和气韵变化极为自然空灵。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王献之《中秋帖》

下面欣赏王献之传世国宝《中秋帖》来感受下王献之的高超技法

【名帖简介】

《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书（又传宋朝画家米芾所临摹）纸本，手卷，27×11.9cm，行书3行，共22字，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草书，传为东晋王献之的传世真迹，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二行，现仅存三行二十二字，清乾隆时被收入内府，与《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号为“三稀”，乾隆遂以“三希堂”为御书房名。

《中秋帖》是《寶晉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臨本，原帖在“中秋”之前還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紙書寫，這種紙東晉時尚制造不出，約到北宋時方出現。從行筆中可知，所用毛筆是柔軟的無心筆，而晉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筆，吸水性較差，筆的提、按、轉折往往不能靈活自如，常出賊毫，如此帖那種豐潤圓熟、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灑飄逸的效果是寫不出來的。清吳升《大觀錄》云：“此跡書法古厚，黑采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據當代書畫鑒定家研究，大多認為是宋米芾所臨，故同樣寶貴。

卷前引首清高宗弘歷行書題“至寶”兩字。

前隔水乾隆禦題一段。

帖正文右上乾隆禦題簽“晉王獻之中秋帖”一行。

卷後有明董其昌、項元汴，清乾隆題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觀鵬繪畫各一段。

卷前後及隔水鈐有宋北京“宣和”內府、南宋內府，明項元汴、吳廷，清內府等鑑藏印。

此帖曾經宋代宣和、紹興內府，明項元汴，清內府收藏。民國時溥儀將其攜出宮外，流散民間。建國前和王珣《伯遠帖》一起被典當於香港一家外國銀行。1951年底，典當期將滿時，國外有人意圖購獲，周恩來總理聞訊，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購回，入藏故宮博物院。

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