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胡同（京城胡同 东厂胡同）

东厂胡同（京城胡同 东厂胡同）

东厂胡同

就在中国美术馆的南边，有一条特别的巷子，东西走向，横穿过王府井和东黄城根的胡同。老北京的人都知道，它就是曾经在大明王朝一度阴森恐怖的“东厂胡同”。

提到这个胡同，几乎所有人的脑海里难免会联想起各种残酷的刑罚，以及那些半阴半阳的太监公公们，谁都会因它从前的景象而胆战心寒，因为那儿曾经设立过世界上最恐怖的特务机构——东厂。

这个胡同的历史的确不光彩，即使在今天还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心理阴影。

在整个明朝，东厂胡同属于保大坊。如今这条巷子，表面也就是普通胡同而已，长约320米，比一般的胡同宽，大概有7米。整条路面铺的都是沥青，光溜得跟柏油公路一样。

在东厂机构出现之前，有一个特殊的军事特务机构，它就是“锦衣卫”。锦衣卫同样是血腥残酷的代名词，它算是东厂的前身。

这要提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保住自己的龙椅安全，确保自己安枕无忧，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不惜建立一个个间谍部门，仅仅对皇帝一人负责，专门窃听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上到官员衙门，下到黎民百姓，统统都受到监控，并对嫌犯进行严刑拷打，以绝后患。

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这种手段发展到了新阶段，锦衣卫横空出世。这是大明朝第一个完整的军事特务机构。其中最高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当然这个角色是皇帝十分亲信的才行。

这种严酷的机构作风一直在明朝**里流传。

到了永乐年间，朱棣篡权登上皇帝宝座，把京城从南京一下子搬到了北京，却把特务机构也带到了北京城。

朱棣的皇帝宝座得到的很不光彩，民间经常有许多流言蜚语在反对他，甚至一些大臣都是口服心不服，对这个新**并不是很支持。朱棣自然害怕，也不信任底下的群臣，于是变本加厉，他就要了一个新伎俩。

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没撤销锦衣卫，反而在锦衣卫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个新的机构，就是“东缉事厂”，简称“东厂”。这个名字表面上听起来，似乎跟某个工厂有瓜葛，其实是个折磨人的“魔窟”。

就在这条胡同里，一个恐怖的“东厂署”兴起，并与锦衣卫共同为皇帝效力。由此，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衙门之外，东厂成了另一个独立的特设机构，而权力丝毫不小于其他三个部门。

据说，东厂是全世界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不知道这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悲哀。

通常，东厂的头头，都是由皇帝的亲信太监（公公）担任，因而称为“厂公”，或者叫“督主”。比如，臭名昭著的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等，都担任过厂公，杀人不眨眼。

厂公之下，设立掌班、领班、司房等一干四十多人，分别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颗。他们清一色制服——统一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好不威风。

下面则是负责侦缉任务的役长和番役。役长也叫“档头”，差不多就是各队的小队长，共有一百多人，也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颗，清一色的尖帽、白皮靴、褐衣，系小绦。番役也叫“番子”，又叫“干事”，就是具体跑腿干活的人，他们大多是从锦衣卫的精干分子中挑选出来的。

一度，曾由于东厂机构过于繁忙，又添设了一个“西厂”。不过，西厂的寿命并不怎么长，它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出现过一阵。到了明武宗时，传说中的“土皇帝”——大太监刘瑾掌权，西厂势力一度强盛。刘瑾倒台后，西厂才被并入了东厂，从此它就永远地消失了。

最初东厂并没有监狱，到了明末，东厂终于添置了独立监狱。在太监们的把持下，这里监押嫌犯，罗织罪名，并随意处置，毫无人性，以至于冤案迭出，生灵涂炭。

就在这条胡同的那些黑屋子里，不知有多少忠良义士死在了惨不忍睹的酷刑之下，他们的冤魂不知游荡了多少个日夜。

到了天启年间，昏庸的明熹宗上台，东厂不幸落到了“九千岁”魏忠贤的掌中。从此，东厂成了魏忠贤肆意残害异己的血腥工具，只要谁不服从他，或者说他半句坏话，都会有掉脑袋的危险。

比如，著名的东林党人，不过是一些儒生士大夫，因为批评时政，就被东厂故意陷害为结党营私，从而酿成一场重大冤案。据说，当时连累惨死的人成百上千。

天启五年（1625年），左副都史杨涟等六位正直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上书弹劾魏忠贤祸乱朝纲、贪赃枉法。然而，皇帝都被魏忠贤把持着，这些弹劾的奏折压根没用，一下子倒成了他们的把柄，被魏忠贤捉住。

不用说，这些正直的官员很快就被逮进了东厂胡同，严刑拷打。结果，这六人统统惨死在了监狱之中，无一幸免。

总而言之，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开始，东厂机构建立了长达二百余年，这个血腥机构，诬陷、迫害，不知冤杀和折磨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几乎人人闻之丧胆。整条东厂胡同，几乎弥漫着浓烈的血腥之气，谁都不敢从那儿路过。

明朝灭亡后，东厂机构终于跟着玩完了，不过，这条胡同却依旧被人们称之为“东厂胡同”。

到了清初年，东厂胡同里专门设立一个明史馆，就是朝廷专门修撰明朝历史的文化机构。到了乾隆年间，镶白旗满洲军队驻扎在这条胡同里，不知为什么，胡同硬是被改名为“东长胡同”，莫名其妙。也许，满洲人也忌讳“东厂”这个词的负面影响吧。

再后来，道光、咸丰年间，东厂胡同里搬进了大学士瑞麟的府邸。这位大学士由卑微的太常寺赞礼郎起家，后来一路青云直上，终于爬到了丞相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

有了如此地位，自然不能把生活享受耽搁了。大丞相于是在胡同的西部，大兴土木，修建了一栋辉煌无比的宰相府，又在东边的空地上遍植奇花异草，并用珍贵的太湖石点缀装饰，终于造就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贵族园林。

东厂胡同一下子变得荣耀起来。此后，瑞麟的子孙不厌其烦地精心翻修这座园林，以至于园内的景观更加美轮美奂。后来，这座园林因象征着“富贵之余”，因而取名为“余园”。

不过，世事难测，这么精巧的园林，也有易主的一天。

到了光绪年间，这所余园里搬进了一位新主人。这个主人乃是直隶总督荣禄。他对这个园林府邸更加讲究。当时电灯刚传入中国没多久，他就给自己的府邸安装上了先进的电灯。由此，除了皇宫外，荣禄的这所府邸成了全北京城第一家装有电灯的宅子，人人羡慕。

据说，义和团围攻西什库使馆的时候，等到来人走后，黎元洪当即令人把那幅匾额摘了下来，还故意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扔到了后院马圈里。一百多天后，袁世凯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气愤而死，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

那天，黎元洪特意在东厂胡同里，完成了自己的总统上任仪式。这条胡同荣耀一时。自此，黎大总统就一直住在胡同的余园中，直到卸任。

然而，等到北京城被日本占领期间，东厂胡同竟被改名为“东昌胡同”，余园也沦为了日本人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机构。

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北平解放，所谓的“东昌胡同”又恢复了最初的名儿，人们依旧叫东厂胡同。之后，那座私家园林——余园，也被中国社科院占用，并修建了新研究馆所，一些古建筑、假山等，被逐步拆除掉了，实在可惜。当时，胡适、邓广铭等一些名人都曾搬进了胡同里，居住过一段日子。

如今，东厂胡同绿树成阴，已经成了普通民居，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迈过，就能走进这条巷子。如果当年的那座余园被保护的话，人们也许还能游览一番当年那座私家园林的景致呢。

遗憾的是，除了新的建筑楼群外，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的古建筑罢了，以前的池沼、假山统统都不见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