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许钧：要让中华文化最优秀、最精华的内容走出去

许钧，著名翻译家。1954年出生，浙江龙游人。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60余篇，著作11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翻译学概论》等作品多次获国家与省部级优秀成果奖，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等。2006年当选南京首届十大文化名人之一，2015年被江苏省委、省政府授予“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自觉”与“自信”，尤其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涉及根本，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种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呈现的是一种互动且统一的关系。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一直是善于学习、善于向他人借鉴的。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胸怀，善于向别人学习、取他人之长，从而让自己强大起来。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越来越主动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在与他者的接触、交流、借鉴中，丰富自身。这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中华文化之河从未枯竭，是因为不断有新水注入

我所从事的主要是翻译工作。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本身是一种对话，一种文明与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凡是有交流，就会丰富自身，所以翻译又是一种丰富自身的活动。没有翻译，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就无法往来，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

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

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季羡林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他觉得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新水’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通过翻译，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胸怀更为远大，文化更为丰富，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合”“和”两个字非常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说“合”是融合，要让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相互接触、相互交融、相互融合。“和”是和平共处，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让不同的民族文化之花，争奇斗艳但却和谐美丽地开放在地球上。每个民族由于历史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独特的文化创造，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文化创造的顶峰，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一些伟大的作品。正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谈到的，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以产生更为丰富的东西。翻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创造，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是翻译让不同文化之间产生碰撞，然后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因此，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主动地走出去，不要自闭，也不要自满，而是要开放、自信，从而走向创造、发展。

与世界共享中国文化，翻译是必经之路

翻译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转换游戏，也不单纯是文学的交流，它是一个国家走出愚昧、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标志，事关我国的对外交流，事关中华文明的发展，事关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能否闪耀更为灿烂的辉煌。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翻译是必经之路。

五四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从西方世界寻求帮助，从那里汲取新的思想源泉。那个时候的每一位思想家、文学家，基本上都是翻译家。鲁迅为了改造国人的思维，丰富汉语的表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优秀作品。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朱生豪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傅雷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他们的译作，让曾经布满阴霾、思想沉沦的整个大地，涌入了新的生机活力。这个时候的翻译起到了一种吸收外来思想，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打开国人视野、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那个时候的中外关系主要是吸收外来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古今关系主要是面向未来、跟旧时代决裂。

进入新时期，特别是我们当今的时代，我觉得中西的关系、古今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作的努力，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翻译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表现在古今关系方面。我们现在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找回数千年的优秀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重新评价我们的经典，重新学习阐释我们的经典，努力让经典在当今时代能够有一种新的生命。第二个变化表现在中西关系方面。从以前只是向国外学习，到如今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也主动展示自己，为他者提供参照，提供新思想新文化之源。现在的翻译从路径上发生了变化，从外文译到中文，到中译外、外译中同时进行，在互学互鉴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荐到国外。

现在，我们的自信已经从善于学习，发展到善于分享。因为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又积累了新的经验，有了新的思想，我们所走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也想跟世界分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越来越理解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对中国文化迫切了解、学习的愿望，我们也有分享、交流的愿望，这就需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翻译仍将起到重大作用。

不过我们要注意，文化走出去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强行推广，要采取一种大家乐于接受、容易接受、容易学习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让人家听得明白，能够真正地学习它，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克服焦躁的心态。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把自己的东西强行推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文化被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克服一种焦躁、焦虑的心态，要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观点。要采取各种积极的方法，比如在翻译中国的文化经典方面，是选择外国人翻译，还是中国人翻译，或者是中外合作的翻译？这就需要统筹考虑。我特别强调通过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翻译家的合力，采取一种能够接受且又忠实于原文的译文，真正有效地译介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思想。

中华文化走出去，应展现中国价值的鲜活东西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化文化走出去，一方面要坚守传统文化的根，另一方面还要把我们当代鲜活的文化产品、文化成果不断地推介出去。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当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展示给别人什么样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异常丰富灿烂，要全部展现给世界吗？所以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华文化的特质在哪里，这些文化的价值在哪里。要明确我们跟世界分享的应该是带有中华特质的，是具有积极向上力量的，能够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人的精神疆域的文化。要通过文本的精心选择和核心概念的深刻阐释，有重点有步骤地对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进行译介，从而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华文化的精髓。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定要以思想为先导、在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之下。我们的文化是有根有魂的，我们要让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的内容走出去，积极影响世界。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尝试。一方面把外国的文学作品翻译进来，如《追忆似水年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等，同时也积极地把我们的一些优秀作品往外推介，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等。我们还在多家杂志上开设栏目，组织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另外，还组织了很多的交流活动，如邀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来中国任教，组织了他和莫言关于文学文化的四次对话等。这样的活动，江苏开展得也非常好。如2017年的扬子江作家周，广泛邀请世界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作家走到一起，通过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直接交流，让文化交流变得具体而鲜活。所以我觉得，关于文化自信、文化交流的话题，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看，是一个逐步深入、不断丰富的过程。通过不断的交流，结出新的硕果，让我们的创作更具有时代精神，让世界文化更加灿烂。

曾经，外国人对中国有很多认识误区。但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从未中断。法国作家与思想家艾田蒲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之欧洲》，讲述了古罗马时期以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对西方如何主动接受中国文化进行了一个历史的梳理。如今，西方对我们的研究、了解程度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走向中国、主动研究中国、主动学习中国。我们的自信，就来自于这种相互学习、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也确实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此文系本刊记者张宁根据对许钧教授的访谈整理而成）

摘编自《群众·大众学堂》2018年第2期，原标题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许钧

中共江苏省委群众杂志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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