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得越深，越觉来之不易

1977年，在农村生产队、水库工地和县城工作了3年多，却“喜欢看书和写点东西”的冯俊参加了高考，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一脚迈入哲学的王国。

硕士研究生阶段，冯俊的导师是哲学史专家陈修斋和杨祖陶。陈先生鼓励学生，要在专业上敢于同西方一流学者抗衡，“不是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而是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博士研究生阶段，冯俊又先后成为庞景仁、王玖兴和苗力田三位名师的弟子。曾主持翻译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苗先生告诫弟子，哲学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很可能最终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可以让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积叠的高峰上观景、瞭望。

解放周末：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您为何选择哲学这一看似“冷门”的专业？

冯俊：当时的实际情况跟现在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个时候，文科学科没有这么丰富，法律、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很少，文史哲反倒是“显学”。我从小就对理论有兴趣，觉得文学、历史都挺好，但哲学更引人思考、更讲求思辨，钻研下去更有“挖头”。

我是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竞相涌入，大学里掀起了“萨特热”“尼采热”等潮流。

当然，追流行和做学问是两回事。哲学不好学，西方哲学更不好学。西方哲学的很多经典原著，如康德、黑格尔的书，常人看来像天书一样难懂。没有对哲学强烈的兴趣、没有一种意志和毅力，是很难读下去的。所以，选择西方哲学，就是选择了学术之路，选择了吃苦。

比方说，苗力田先生就要求我们掌握三门“活语言”、两门“死语言”。两门死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三门活语言是英语、法语、德语。他说，把这五门语言学好了，把哲学家的原著读好了，才可以写文章。苗先生的这个要求要达到很难。严格来说，我们这代人有“先天不足”，小时候就没怎么学外语。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学外语的，还算有点语言天赋，但离苗先生的标准差得很远。

解放周末：在象牙塔内亲炙名师、潜心读书，您从这些前辈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冯俊：在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时说，学哲学就要有一辈子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把做好学问视为天职。这些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尽管做了很多行政工作，但学问没有丢，也不敢丢。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的第一位导师是庞景仁先生，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都是他翻译的。他1942年拿到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欧洲任教，1946年回国当教授，是新中国第一批能够招收博士的导师。庞先生的语言能力特别强，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还懂梵文、日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为的是督促我们打好基础。要我们看的书，他都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借，而且会先看一遍。

庞景仁先生去世后，王玖兴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负责指导我的博士论文。王先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苗先生当时是教研室主任。在苗先生身边工作的那些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热爱哲学、重视教育、珍爱学生的人。他认为，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哲学史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要让材料自己说话。苗先生还有个近乎苛刻的观念：治思想史者，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要耐得住寂寞，下笔要慎重。

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1994年，冯俊公派赴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按照规定，他需要找一位联系导师，这位导师既要研究英国哲学，又要懂法国哲学，还要熟悉中国哲学。翻阅牛津大学哲学系100多名教师的资料后，冯俊找到了阿兰·蒙特费奥里。

“蒙特费奥里先生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冯俊回忆，在牛津的这段访学，除了阿兰·蒙特费奥里，还听过贝尔纳·威廉姆斯、安东尼·肯尼等一批大家、名家的课，自己经历了哲学理论的深度洗礼，也见识了哲学家的优秀品质。

解放周末：在牛津大学，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冯俊：在牛津的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听了20门课。那里还有个哲学学会，基本每个月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我开阔了眼界，开始认真思考哲学家应该要有怎样的品质。

一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希腊文philosophia、英文philosophy一词，我们翻译为“哲学”，本意就是“爱智慧、追求智慧”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爱智慧就要为了知而求知，不要有功利目的，不要太讲个人得失，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从古至今，这个精神是不变的，是优秀哲学家的共同品格。

二要实事求是。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读原著、悟原理，这是基本功。我后来跟我的博士生说，写论文要搞清楚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研究的对象——或者是某个哲学家，或者是某一本著作——本身是怎么说的，要搞得很熟、很透。第二个是别人读了这个哲学家的这些书之后有什么看法。哲学家的思想面世之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后世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研究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也要梳理清楚。第三个才是你怎么看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新观点。

三要眼界开阔，具有把世界看透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想些具体的事情就行，但哲学家要想大事，要往全局去想、往远处去想。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狭隘的、封闭的，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辩证法。

四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哲学表面上看没多大用处，但其实是“无用之大用”，是对未来社会、未来生活的先知。哲学家跟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太一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但哲学家更抽象思辨，既要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要有一种批判性思维。

现在有些哲学研究者喜欢孤芳自赏，只研究很小的问题、研究个人的感受，而不关注他人、不关注社会，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解放周末：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冯俊：我的一个感觉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

在18、19世纪，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对国家乃至世界都发挥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引领、指导作用。到二战后，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哲学的学科、流派也在不断分化。尤其是经历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后，人们不太喜欢讲宏大叙事，而开始把哲学具体化、技术化、应用化，往零散、碎片的角度去发展。由此，哲学变成了一种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变成对传统哲学观念的解构，变成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乃至对社会现象的简单批判。

解放周末：“哲学已死”的说法言过其实，但“哲学无用”一说似乎颇为流行？

冯俊：对于哲学的功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就是为了知而求知，而不是因为学了哲学后可以去赚钱、当官。如果掺杂了功利目的，把它当成敲门砖或者一种手段，就不纯粹了。既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就无须问哲学有什么用，问了就俗气了。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很坦然地把哲学叫作“无用之学”。

不过，到了近代欧洲，比如笛卡儿和培根，他们就讲哲学是有用的。笛卡尔把哲学描绘成“人类知识之树”：第一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部分，是树根；物理学，也就是现在关于自然界各种基本规律的学问，是树干；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果实结在树枝上，最后我们都要到树枝上去收获智慧之果。我也赞同哲学是有用的，是要采摘果实的。

不能有“帽子”的是人才，没“帽子”的就不是人才

1995年，37岁的冯俊成为人大哲学系最年轻的正教授。

几年后，冯俊成为人大副校长。在近8年的任期里，他推动学校与世界上10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国际或多边、双边的学术研讨会，学生们成了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现在的年轻人好学、睿智、机敏，具有良好的专业功底、娴熟的英语表达。这都让人倍感骄傲。”冯俊感言。

解放周末：从您的观察来看，中西方大学有什么异同？

冯俊：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大学肯定都是做大学问的地方，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根本的功能。

西方的大学经历过了好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之后，像德国的洪堡大学，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特别强调科学研究，注重教学、科研的统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美国的很多州立大学，还要求学校得有社会服务，要为周围居民上学提供方便，还要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大学撤销合并，重新变成综合性的教育机构，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领域都有很大进步，许多大学正朝着“双一流”的目标迈进。

解放周末：在朝“双一流”迈进的过程中，中国高校还有哪些不足需要克服？

冯俊：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的大学也出现了一些“综合征”。例如在教学科研考评上，出现了越来越西方化的倾向。很多大学十分看重在西方排行榜上的排名。在人文社科领域，一些高校关注的也是教师在西方哪个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一些高校的历史学专业、中国史专业，竟然也必须要“洋博士”。

还有一个量化考核的问题。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国际同行引的次数有多少、国际影响因子是多少。引进人才的时候也是“量化”的——从哪个大学毕业、在国外权威杂志发了几篇文章，就给你多少年薪；学校名气差一点，刊登文章的杂志层次低一点，年薪就少一些。事实上，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问题，你的文章不具有现实意义、理论突破和正面影响，所谓的“影响因子”再高又有什么意义？

另外，当前高校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过于重视“某某学者”“某某人才”等头衔。似乎有“帽子”的才是人才，没有“帽子”就不是人才。真正安心做学问的人，“板凳一坐十年冷”，很可能没有什么头衔，能什么待遇、什么津贴都不向他们倾斜吗？

归根结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要有国际通行的标准，但不能将其绝对化，还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出发。

理论走入误区，就容易走错路，容易丧失精气神

2008年7月，冯俊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如果说井冈山和延安两所干部学院侧重于重温党的历史、增强理想信念，那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除了进行革命传统、红色基因的教育之外，更强调“向前看、向外看”。

“这是一个讲改革开放的地方。”冯俊意识到，不仅要给中国干部讲与时俱进的理念、讲不同地区的改革开放经验，而且要向外国学员讲好中国国情、讲好上海的最新发展。为此，他先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纲》《中国故事丛书》《中浦院书系》等。

在沪工作7年半，冯俊又回到北京，走进中央党史研究室。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冯俊的新著《学习新思想》，体现了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解。

解放周末：从高等教育到干部培训，中间的转换难吗？冯俊：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既跨行业又跨地区。

我做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个是干一行就要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要么就不干，要干就把它干好。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风格和特点。我觉得搞哲学的人去搞干部教育，还是有一些理论优势的。在大学期间，马列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很细。这对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解放周末：您理想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是什么样的？

冯俊：按照中央的办学要求，我们要把学校办出特色，既要有一般党校、行政学院的共性，又得有中浦院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全国党校两三千家，多一家少一家是不是无所谓了？

中浦院的特色，一个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让全国的领导干部来学上海、学长三角是怎么搞改革开放的、怎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另一个就是国际化，跟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学院一共给130多个国家、50多个外国政党培训过众多党派领袖、政府官员。我们收集了外国学员的“百问”，都逐一进行解答，讲完了还要跟他们交流。

解放周末：从中浦院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又有什么感触？

冯俊：从中浦院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没有变，两个用得上”来概括——

“三个没有变”是，党校和干部学院姓党，党史也姓党，坚持党性原则没有变；向党中央看齐没有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没有变。

“两个用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用来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浦院是讲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现在搞党史研究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提升和历史总结，以往的积累都能用得上。

解放周末：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冯俊：守初心、担使命，首先得了解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到哪去了解初心和使命呢？显然，我们需要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

随着经历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老一辈慢慢离去，90后、80后甚至70后的党员干部对党史知道得不多、不细。党史、新中国史这个学科越来越需要、越来越重要，党史和文献工作者的责任更加重大，尤为需要把党史、新中国史记录好、编写好、宣传教育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过头来看，历史性的考试我们考出了好成绩，为长期执政积累了经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了。总结历史经验，我有几个深切感受：

第一，70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使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成功的一大秘诀。为什么苏联垮下去了？列宁、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论，但苏联后面就没有新的、正确的理论了。理论走入误区，就容易走错路，容易丧失精气神。

第二，70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第三，70年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我们要开放包容，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最终还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到独立自主上来。

总之，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得越多、学得越深，就越能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作者：冯俊，1958年出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出版《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史》《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十余部专著、文集，主编《西方哲学史》，主持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法国哲学史》《牛津西方哲学简史》等。)

(记者 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