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宗教野史中，有不少关于宋元明三朝“互为前生后世”的传说。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大中华你我互有的朴素共识，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撰文，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文章节摘如下，标题为编者另拟。
文/潘岳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西洋和东洋来书写。兄弟手足对彼此的认知，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汉族主义观点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则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这都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比如，有些史家试图用“意识形态”来对标西洋史。当西方说“大一统”是专制原罪时，他们就将“专制”归罪于元清两朝。说汉唐宋本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离西方不算远，结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观念”改造成了“野蛮专制”，明朝的高度集权是元朝军事制度的残余，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被清朝断了萌芽。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深入研究中国未能诞生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西藏拉萨的民俗——泥塑“金猴献桃”）
比如，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缺少“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国早在13世纪就有了一个商业与律法之上的社会形态。他们没弄清，“自由精神”的殊荣只属于西方的哥特与日耳曼人，从不属于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鸠笔下，同样是征服，哥特人传播的是“自由”，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论法的精神》）。在黑格尔笔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腊罗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历史哲学》） 。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隋朝大隐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几乎整个将相集团。他身为汉人，却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 。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 。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位于河南洛阳的北魏孝文帝长陵）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 。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 之训导。这种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
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情感。写于晚明的蒙古《黄金史》中说，永乐皇帝是元顺帝的遗腹子，通过靖难之役让明朝皇统又秘密回到了元朝，直到满人入关才结束“元的天命”；写于明初的《汉藏史集》中说，元朝是“蒙古人执掌了汉地大唐之朝政” ，宋末帝（蛮子合尊）并没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习佛法，成为萨思迦派的高僧，最后转世为一位汉僧叫朱元璋，夺取了蒙古皇位，还生了一个面貌酷似蒙古人的儿子叫朱棣。用“轮回”与“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编排成“互为前生后世”，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传说，是当时的人们对大中华你我互有的朴素共识，是不同族群表达“命运共同体”情感的不同方式。这些情感，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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