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毛主席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决议，便是定都北平，正如他在会上说的那样：

“我们希望在四五月份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之后定都北平！”

既然提到了定都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国革命事业即将进入新的阶段，可当年有关于定都问题，决定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之所以最终决定定都北平，也有着一番深度考量。

当然，这个决定绝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做出的，党中央众位领袖都曾参与其中，不过，当年还真有一位高人在背后指点，说出了主席的心声，也大力促成了定都北平的结果。

这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位高人到底是谁？本文，笔者将为大家一一讲述。

一、哈尔滨与定都失之交臂

在不少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中，1948年3月下旬，就在主席率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之际，来到晋绥解放区后，他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以及定都的相关问题了。

不过，最终党中央的心仪定都地点，并不是金陵南京也不是古都北平，更不是西都长安，反而是有着“东方莫斯科”称号的哈尔滨。

早在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结束了日寇在哈尔滨长达14年的侵略统治，当时的哈尔滨也就成为了解放最早的大城市。

一直以来，哈尔滨一直都是党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早已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圣地。

对于主席个人而言，他对于这座东方城市也是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中国版图有如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的版图又特别像一只振翅飞翔的天鹅，而哈尔滨好似这只天鹅的项上珍珠。

当然，这些展现的都是主席对哈尔滨的另眼看待。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哈尔滨是当时我国最安全的大城市，因为毗邻苏联的缘故，想得到对方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很容易的。

由此，当主席和中央特批哈尔滨为“特别市”时，也就意味着极有可能在此定都。

可惜的是，就在哈尔滨即将被我党敲定为定都地点时，东北战局再次发生剧变，***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疯狂向东北增兵，又不断抢占交通要道。

紧急关头，主席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由此，哈尔滨也与后来的定都失之交臂，这一点对于喜欢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算是个遗憾。

不过，也是源于这样的变故，我党才在后来找到了更加理想也更符合时局的定都地点，这才是新中国的幸运。

二、高人指点促使主席决意定都北平

当全国解放进程逐渐加快之际，越来越多得到解放的大城市摆在主席眼前，这其中不乏历史名城、百年古都，不过，当时的中央领袖们都有一种无声的默契，似乎北平相对于这些城市来说总是有些特别之处。

当年，身为平津战役指挥官之一的聂荣臻，对于和平解放北平有着很慎重的思量，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如此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被毁于解放前夕真的是最可惜的事情。

其二，主席以及中央众位领袖都初步有定都北平的打算，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是有必要的。

有关于这件事，聂荣臻还曾和罗荣桓谈过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要是党中央决定在那定都，我们还用炮火把它毁了，到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当年的北平的确具备和平解放的条件，聂荣臻也将这一看法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主席对此表示认同：“以后，我们军队作战主要夺取的也是大城市，能和平解决尽量不要打！北平也最好不打！中国人为了解放流的血已经够多了！”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并不能确定当时的主席的确做好了定都北平的打算，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际，主席的态度才算略有明朗。

1948年12月中旬，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为北平军管会主任以及北平市市长，主席在西柏坡对两人有着一番嘱托：“这次接手北平，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像接管沈阳、济南那样取得更好的成绩！”

事实上，在众多城市的解放工作中，主席的确对北平有着更高的关注度，而当时的彭真和***也是按照北平即将被定为首都的角度展开接管工作的。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部部长王稼祥来到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和主席可是一对老战友了，而前面提到的高人便是他。

之所以将王稼祥称为促使主席定都北平背后的高人，还要从两人当年的一场谈话说起。

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主席特地提到了心中的疑问：“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大胜利了，你说说你的见解，我们的**应该定在哪里？历史上的定都不是西安就是开封，再不就是南京、北平，你看看哪里最合适？中央现在有个考虑，可还是没有最后的答案！”

“这的确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情！”

听到主席如此说，王稼祥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当然，作为我党卓越领袖之一，即便主席没有提起这件事，王稼祥本人也一定事先考虑过此事，就在此时，他说出了一番独到见解。

“要我看，虽说*****定都南京，还自诩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可我们看看历史就会知道，但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都是短命的。当然了，我们是不信所谓的宿命论的，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确实离东南沿海太近，这一点面对国际局势就是个大缺陷，我们最好不选择那里！”

紧接着，王稼祥继续说着自己对其他城市作为首都的利弊见解。

“再来看西安，这个城市的缺陷就在于太往西，如今中国的版图早就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西安在地理位置上也已经不具备中心的特点，定都在那里也不合适！”

“至于黄河沿岸城市，像开封、洛阳这样的古都，目前中原经济比较落后，想要改变也需要漫长的时间，交通、水患问题也会长期存在，定都在那里也是不适合的！”

别看王稼祥对于大部分城市都给出了否定的评价，主席听着他的阐述却越发兴奋起来，甚至越来越感受到共鸣，就在此时，他笑着问道：“所以说，你觉得在哪里定都最合适呢？”

此时的王稼祥，略微整理思绪，沉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我看来，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该选择北平。这座城市离海并不远，还在经济发达圈里，又扼守这东北和关内的要塞，光从战略角度看，位置就十分重要，不可不谓中国当今的命脉！还有就是，北平临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别看它离海较近，却也都是中国内海，从战略位置上看比较安全，哪怕国际上有事，也不至于京师震动。”

“最后一点就是，北平本就是明朝和清朝的定都所在地，老百姓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也算是定都北平的一项有利条件，我认为定都在此很好！”

如此一番酣畅淋漓的讲述，主席听过极为欣慰，连连说着“有道理”，事实上，王稼祥说出的这些优势早已被主席考虑在内，只不过，他在主席感到纠结之际，又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定都北平的诸多好处，不由地让主席眼前一亮，正如主席自己说的那样。

“稼祥啊，你的分析真的是正合我意！这样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把国度定在南京，那是因为他离不开那些江浙资本家。我们把国度定在北平，那里也有我们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3月中旬，主席和****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9月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有关于定都北平这项提案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通过，就在那一天，北平正式更名为北京。

所以说，在当年定都北京这件事上，虽说中央不少领袖都有这方面的共识，只有王稼祥的见解极有见地还很全面，在这件事上，不可不说，他算是站在主席背后的高人。

不过，与其说主席对他高看一眼，不如说两人一路走来的革命情谊，让主席对王稼祥极为倚重，这一点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

三、王稼祥为何深受主席倚重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王稼祥就已经是****集体的重要成员，他还是主席的重要助手，延安时期，不少中央政治局委员分散各地，而王稼祥却是为数不多的常驻延安的委员之一。

1938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他，传达了共产国际有关“我党内部应支持***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指示精神，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春天，主席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身为副主席，只有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主席开展日常工作。

当时的王稼祥还担负着中央军委总政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

当年，全国各地送达的重要文件，多半都是王稼祥预审过后再送到主席那里进行批示，除此之外，他当年还参与了很多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制定以及重要文件的起草。

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改组后，王稼祥依旧担任着很多重要的岗位职责，要知道，他还是唯一一位在宣传委员会以及组织委员会均有职位的****人。

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王稼祥身为副组长，协助主席开展工作，这些任职状况都深刻反映出王稼祥当年的党内地位和影响，也都展现了主席对他的倚重。

可惜的是，在1943年春天之后，王稼祥的身体变得大不如前，这对他的工作也造成了不小的阻力，即便如此，他和主席的日常交流依旧很频繁。

主席特地将他的住处从杨家岭安排到了枣园，和主席住在同一排窑洞，而王稼祥本人也从未放下过手头的工作。

7月8日，病中的他发表了《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以此纪念我党成立22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了“***思想”这个概念。

因为无法及时去往苏联休养，直到1943年末，王稼祥才不得不完全脱离工作，即便如此，主席也从未轻视过两人的情谊以及王稼祥对我党做出的贡献。

尤其在**七大召开时，面对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的结果，主席当即提出增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这些都突显了主席对于王稼祥的格外倚重。

所以说，在曾经很长时间的相处中，主席深知王稼祥对我党事务和未来独到的认知以及心怀天下的大格局，无论何时，主席面对重大决策之际都愿意多听听他的意见，而王稼祥也没有辜负主席的厚望，建国后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王稼祥在建国之初的非凡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王稼祥有机会来到苏联进行休养，归国后来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成为了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如此，也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定都畅谈。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主席依旧多次提及王稼祥对我党的贡献，事实上，他对于这位老战友还有着更重要的嘱托，而主席也深知，王稼祥的才学与格局可以担任很多其他革命同仁无法做到的工作。

全会闭幕后第二天，主席便找到了王稼祥：“会议开完了，马上就要开始进行人事安排，你这次不用回东北局了，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苏联大使，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外交工作会交给王稼祥，除了他曾留学苏联以外，还曾担任过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负责人，还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外交人民委员，从这几点来看，王稼祥本身就对和苏联打交道轻车熟路，再加上他过硬的党性和觉悟，在苏联面前代表中国可谓绰绰有余。

即便如此，王稼祥依旧没有马上答应下来，反而要求主席给他一天时间慎重考虑，之后才郑重接受了中央的工作安排。

1949年10月20日晚，周总理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为王稼祥送行，《人民日报》也对此有着一番高度评价：“这是史上第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外交使节，还是到新中国第一个友谊之邦苏联！”

可想而知，新中国首位驻苏大使有着怎样特殊且非凡的地位，就在他赴任之际，主席又专程为斯大林致信。

“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了担任我国驻苏大使以外，还要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他还要以**中央代表的资格和你以及联共中央接洽两党事务！”

简短的三项工作安排足以说明，王稼祥是以全权代表中国的身份去往苏联的，试想，唯有他这般完美的我党成员才能肩负起如此重要的职责。

当不少国家的***都想要和新中国建立往来之际，我党统战部下属的二处已经无法满足繁重的工作需求，而王稼祥此时也从苏联返回中国。

1951年1月，主席决定由他担任中联部部长，1956年9月，王稼祥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再度回到****人的位置。

在他的努力下，新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与全世界60多个国家***建立工作关系，也助力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打响第一*。

纵观历史，王稼祥当年的支持和维护奠定了主席在我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点并不是主席要感谢他，而是国人的幸运，毕竟，他的保驾护航，得以让主席的才能得到施展，建国伟业得以完成，这是中华民族的幸事。

之所以在主席眼中，王稼祥是位名副其实的高人，正是他善于高瞻远瞩的大格局，有关于定都北平一事，其他领袖的论断同样不无道理，而最让主席青睐的却只有王稼祥。

所以说，定都北平一事一定是两人情深义厚的另一层体现，正如主席病重之际依旧对老战友的离去感慨万千那般，王稼祥是我党当之无愧的功臣，也是主席最看重的人。